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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共总体军事政策的理解,  也正是这种战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

2019年10月17日 - 军事军情分析

林彪赞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短促突击”真相

广昌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如何引导战役发展成为重中之重。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83]
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博古、朱德、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84]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
“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85]

  红三军团这个“拳头”于7月初入闽,再转赣东北,历时3个月。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很疲劳,部队减员很大。

  “短促突击”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1933年,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放弃了积极防御方针和红军擅长的运动战与游击战战术,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短促突击”,即当国民党军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向前推进时,红军也修筑堡垒来防御阵地;当国民党军走出堡垒向前推进时,红军要迅速的短促突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也正是这种战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时本文由论文联盟
  一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新战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的新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军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能力,使红军以往运用自如的运动战、游击战面临严峻考验。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都主张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针。9月底,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受到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的信赖和支持,被赋予“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的大权。面对国民党军的新战略,李德曾给出了三种应对方法:到外线进行运动战、诱敌深入进行内线运动战、“短促突击”的阵地战。在难以到外线作战,又希望坚守苏区现有地域的情况下,李德决定采用“短促突击”战术。这一战术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来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国民党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已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但是,11月下旬,中革军委专门下达命令,要红军继续运用“短促突击”战术作战。
  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命令主力从北、东两面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政策,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展开阵地防御战和阵前“短促突击”,抗击国民党军进攻,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却没能阻止国民党军进攻。对李德的做法,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林彪是不赞同的,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战术。李德也承认“林彪无疑是一个卓越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家,他不赞赏其他作战方式,在军事问题上,特别是关于战略战术的领导问题,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林彪的这一生》一书称: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红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活办不成大事”一语,他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那么,上述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林彪请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确有其事。据聂荣臻回忆,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红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实际上当时红军部队请上级领导作报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请李德作报告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彭德怀,下文将提到,因此,请李德到部队作报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事实上,林彪请李德作报告之后,为从战术上找到出路,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在三甲嶂战斗的当天,即2月10日,就与聂荣臻起草《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并上报中革军委,建议今后不要处处修工事,应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预定的战线上,有重点地修。今后应采用运动战,寻求机会消灭敌人。中革军委复电承认这一建议原则上是对的,但仍要求红一军团坚决服从命令。
  为了进一步宣传“短促突击”战术,1934年4月1日,李德在《革命与战争》第2期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大谈“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当敌人在我阵地前沿出现时,应以埋伏之主力部队,利用短促突击和奇袭的方法,加以驱散和消灭。”对此,林彪表示了不同意见。在广昌战役开始前夕,4月3日,林彪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指出:“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地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
  4月10日,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苏区北部门户广昌进攻。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第13师、红九军团与国民党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进行“短促突击”的阵地战。针对李德军事部署完全脱离当时实际的情况,4月14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详细陈述了与敌对峙的不利,指出:“这种对峙距敌愈近愈能引起敌人的谨慎,而采取更短距离的堡垒推进,这就愈使我们失去无堡垒的较长距离的消灭敌人的机会,并反被敌人监视与钳制了,而失去秘密与迅速去消灭在其他方面采取跃进或急进的敌人的机会。这种对峙最疲劳兵力、消耗弹药和有生力量,有时却收不到什么好的结果。”建议红军主力应采取运动防御,机动地歼灭敌人。博古、李德看完电报,不屑地说:“这是标准的战场机会主义。”随后,4月20日,李德又在《革命与战争》第3期发表了《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一文,阐述了“短促突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广昌保卫战,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方式,血战18天,虽然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也伤亡5093人,这是红军作战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
  广昌战役结束当天的4月28日晚,彭德怀与李德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极为激烈的争论。彭德怀回忆说:“当日约8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到现在都是错误的,每一战都要同敌人拼消耗。你懂吗?敌人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帮助,而红军则只能取之于敌,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怎能同敌人硬碰打消耗呢?如果不是红军有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们葬送了,江西苏区几乎被断送给敌人,你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就在两人的争论结束后不久,5月1日,李德在红三军团的一次大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的报告,“他,象先前在红一军团那样,说明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我们所应采取的对策。”

二 “短促突击”战术

  这期间,聂荣臻抓紧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红一、五军团在乐安南部的藤田召开了一次“八·一”运动会,给新整编部队授了军旗,颁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三等红星奖章。就在这次会上,聂荣臻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此外还进行了文化、体育、卫生、通信和各种战术、技术竞赛,对获得优胜的红一团授予“牺牲决胜团”、红四团授予“英勇冲锋团”、红五团授予“模范的红五团”的奖旗。这几面奖旗,对部队的战斗意志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不过,对于中共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21]。

  三军团奉命进攻黎川之敌。途中,
10月6日,红三军团等部在黎川洵口与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歼其两个多团。临时中央看不到这次胜利带有偶然性,在强敌压境之际,继续强调进攻。10月9日,三军团按原计划进攻南城、黎川之间的交通枢纽硝石,连攻5天,敌人4个师的援兵赶到,被迫撤出战斗。

一 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五团的领导人为使部队着装整齐些,叫俘虏列队,把帽子、水壶、绑带全解下来没收,装备子五团的指战员。

——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个部分的时机,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人。28日北路敌人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苏区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不是首先采取战略退却,以便创造条件对敌各个击破,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正面迎击,与敌决战,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其实,关于广昌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争论还是彭德怀回忆中提到的他对李德的尖锐批评,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痛”,更被广为传诵。彭德怀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95]。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发展状况的描述是:“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已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令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96]

  苦转战,打了不少消耗战。至9月初,林、聂断然改变“短促突击”的战术,采取运动战,才在温坊打了一个胜仗。

四 广昌失守与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

  “我们接受任务了。”聂荣臻说。

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四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五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当日在战场上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有失磊落。广昌城外围最后阶段展开的毫无把握的决战,确实反映出红军最高指挥层在灵活性上的欠缺。不过,该报告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到最后的防御战阶段,红军实际仍未把自己完全置于阵地防御的地位,而尚在战术上力图守中有攻,短促突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红军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问题所在。正由于此,彭德怀等后来在高虎脑通过顽强阵地防御取得胜利后谈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100]这一说法虽不一定契合当时问题的关键,但红军将领面对的问题、思考的方向还是可以见出的。

  红一军团的指战员看到敌人这样一路一路过去,说:“这个时候不打,再好的机会没有了。”聂荣臻也非常着急,与林彪商量,真想让部队立即出击。

[70]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2页。[71]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3页。[72]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3页。[73]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3页。[74]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23页。[75]
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与中央苏区红军作战情形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80页。[76]
《军委关于阻敌向甘竹、长生桥前进的作战指示,1934年4月20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3页。

  大多数人头一次看到外国人,会场上洋溢着好奇的气氛。李德,身材高大,红头发,蓝眼睛,隆起的大鼻子。到会的干部们看着他,私下里议论:“这是斯大林派来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当军事顾问,
1933年9月到达中央苏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只凭军事教科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提出他的作战方针,完全是死搬硬套。在欢迎会上,他先感谢对他的欢迎,然后讲军事,讲“短促突击”,说要拒敌于国门之外,用“短促突击”的办法消灭敌人。

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敌人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征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37]“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38]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39],“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40]。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

  在“福建事变”期间,红一军团移兵永丰地区,企图从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执行李德的“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一套战法。1933年12月25日,一军团在永丰南丁毛山与敌两个税警团和第九十三师,进行堡垒战,以堡垒对堡垒。敌人用炮兵轰一军团的堡垒,使红军接连受挫。部队有人不满地说:“不知搞啥鬼呀!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聂荣臻站在打得最激烈的一师阵地上,看到部队英勇冲锋,看到指战员在敌人堡垒面前遭到重大伤亡,心情十分沉重。这种“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处于被动。

三广昌外围的运动防御

  乌江圩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一次较大的胜仗。但这一胜仗改变不了“两个拳头打人”所带来的总的被动形势。

虽然,高级红军指挥层对短促突击战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短促突击尽管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其成绩仍是有限的。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0至三0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47]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抓住其一部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48],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林彪、聂荣臻当时就谈到:“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49];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模范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50]林彪的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抵御进行运动战的设想,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当时情况下,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的不容忽视的背景。

  林、聂在致中革军委的建议电中反复申明如何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但中革军委根本听不进去,回电告诫他们坚决服从军委的命令。

[95]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90页。

  “知道了。”林彪说。

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41]“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42]李德也谈到:“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指挥员的适当运用。”[43]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

  10月18日,红一军团由抚河以西进到资溪桥地区,企图与红三、五军团等部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至25日,红一军团既没攻占资溪桥也没调动敌人,只是疲惫和消耗了自己。11月17日至19日,红一军团与红九军团的一个师一起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仗打得十分艰苦,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一、二师师长负伤,四团团长萧桃明牺牲,最后还是撤退了。

[47]
华夫:《再论战术原则》,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48]
彭德怀:《顽强防御与短促突击——给某师长的信》,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9期,1934年9月10日。[49]
林彪、聂荣臻关于凤翔峰战斗经过及经验教训的报告,1934年2月16日,《聂荣臻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9,第114页。[50]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51]
朱德、周恩来、王稼蔷:《关于支撑点的构筑和防御以及对付敌人堡垒之战术的补充指示》,1934年2月25日。[52]
华夫:《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53]
华夫:《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2期,1934年4月1日。[54]
林彪:《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1934年4月3日。

  林、聂认为,那种一步一顶牛的堡垒对堡垒,敌人每次运动只前进二三里,这样,敌人整个体系是联在一起的,自然失去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机会;如果红军主力不接近他们,而是离得较远,他们是会前进比较远的距离的,自然会造成某一局部脱离其整体,就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的条件。

[14]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15]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60页。[16]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17]
《彭滕关于我军首先解决信河流域赵部的建议》,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编印,第93页。[18]
《彭滕关于七日战况和改变行动的报告,1933年11月7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9页。[19]
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374页。

  8月下旬,敌李延年集结4个师于朋口、莒溪、璧州、洋坊尾一线,红二十四师在敌进攻方向的朱鬃岭、桥下、肖坊一线构筑工事,红一军团奉命抗击这股敌人。第二天凌晨,敌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从堡垒线出动,由于红军主力隐蔽得好,这两个团一下子就跃进了10里,到达温坊,脱离了其主力的筑垒体系,相对成了孤军,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机会。林、聂把军团指挥所设在松毛岭上,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二十四师,断敌退路,防敌增援,自8月31日21时战至9月2日拂晓,除少数敌人在温坊南八角楼作困兽之斗,第八旅两个团已大部被歼。9月3日,敌第三师和第九师集结3个团企图报复,再犯温坊,林、聂采取同样的战法放敌先头团深入,将其歼灭。至此,温坊战斗胜利结束,打死打伤2000多人,俘虏2400多人。共歼李延年部4000多人,而红军自身伤亡甚校敌第八旅旅长只身逃脱,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从中将降为上校。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战役是最引起注目的一次战役。正是在这次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战略大转移。多年来,广昌战役已被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标本,其失败被认为鲜明地指示着当时中共中央总体战略的错误。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不无惊讶地发现上述原则论定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本文以广昌战役为中心,试图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这一战役及其背景的尝试性复原,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总体军事政策的理解。

  8月30日,红一军团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师部率3个团于8月29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圩修筑碉堡。林彪和聂荣臻决定利用红军便于隐蔽的地形,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圩之敌。他们率领第一、第二师于8月30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命令一师(欠一团)于31日3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圩西北,战斗打响后由西向东进攻,二师和一师一团从正面对乌江圩进攻。林、聂二人带着军团部随二师前进。当时大雨如注、电闪雷鸣,两个师很快对乌江圩形成包围,激战4小时,歼灭李思愬部近4000人,活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只有敌师长李思愬带少数人乘黑夜逃到八都。

[1]
《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信,1934年10月4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653-654页。[2]
项英:《挺进游击队的任务,1933年11月6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第251页。

  面对失败的总趋势,林、聂焦急、忧虑、彷徨。2月10日,他们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用运动战消灭敌人①。他们建议说:“在运动战预期战场上的最重要阵地,须先敌一日或半日或数小时构筑临时的工事,以占先机之利。”“我第一防线与第二防线应相距一天至少三十五里以上路程,以便万一我第一防线失守后,敌向我第二防线进攻时我以第二防线阻敌,而以主力在第一、二防线之间,以运动战侧击或夹击和尾击敌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如无把握固守工事,则不应到处做工事,以免做好后反被敌人利用。”

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4月初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将领发现:“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61]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3日,国民党军进抵甘竹后,双方才展开较大规模争夺战,国民党军先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外围阵地,随后控制甘竹。

  看望毛泽东,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对于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有过这样的回忆:“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看望毛泽东,是要冒风险的。

[89]
《博朱关于广昌战况及决令二十八日晨放弃广昌致电周,1934年4月2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82页。

  温坊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唯一一次较大的歼灭战,是背离“短促突击”的作战指导思想才取得的。这一胜利,更使聂荣臻思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领导红军采用诱敌深入,以运动战取胜的光辉思想。

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方面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14],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到:“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5]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16]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就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17]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18]

  敌人采劝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推进,至10月18日,在硝石至资溪桥20公里地段就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企图完成构筑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攻,以消耗和消灭红军。而临时中央不顾这种重大变化,还是继续进攻。一军团在这种严重的背景下投入了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07]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1944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下,第830页。

  聂荣臻感到毛泽东心底里的忧虑。他的意见人家不接受,时至今日,只好跟着队伍走了。但只要他在队伍里,革命就有希望,聂荣臻这样想。他亲眼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如何制胜,也看到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军事路线如何失败,这使他坚定不移地追随毛泽东,不怕非难。这也使他在尔后的艰难岁月里,始终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20]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21]
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局,1964,第215页。[22]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60页。

  打完大雄关战斗后,红一军团在大雄关附近休整。在这期间,
11月20日发生了“福建事变”。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不知道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坐视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敌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向闽西开进,从红一军团前面经过。敌人是行军队形,整个侧翼暴露在红一军团面前,一路一路地移动,十分好打。这里一打,福建人民政府便可以支持得久一些,也有利于红军。

[26]
项英:《关于战术问题的指示,1933年10月15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22页。[27]
华夫:《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中革军委:《革命与战争》第3期,1934年4月20日。[28]
项英:《关于战术问题的指示,1933年10月15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22页。

  个别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就总体而言,中央红军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处处被动,到10月份,已面临被迫转移的唯一出路了。

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而红军也从广昌城附近调集红一、三军团主力向大罗山一带进发,准备在此捉住国民党军一部实施歼灭战。上午十时半国民党军第6师猛攻大罗山,下午一时占领大罗山阵地。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68]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69]为此,红军集中六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集中于大罗山地区,左路为第13师、第6师,中路为第4师、第5师,右路为第1师、第2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待敌深入红军阵地后,突击并消灭敌人。当国民党军进占大罗山时,红军主力已在此一带集结,国民党军当时发现:“当我向大罗山攻击时,侦察天井围墓坑一带,似有伏匪”[70],而其第34团团长也报告:“匪大股在瑞雪庵附近潜伏。”[71]
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确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18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72]但是,第6师师长周嵒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于下午3时半命令18旅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73]。而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并请求炮兵火力支援时,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74]国民党军处处提防,不愿轻易深入,使红军待敌深入后再施突击的设想难以实现。

  长征前夕,聂荣臻和林彪从福建回到瑞金,军委向他们传达了新任务——长征。当时,这个行动还是机密的。接受了任务,林、聂一起去看望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

[69]
《三军团歼敌命令,1934年4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60页。

  三岬嶂战斗的背景是,林、聂率领军团主力与友邻部队保卫建宁,同敌人几个师激战,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符竹庭指挥二营扼守三岬嶂掩护主力侧翼。二营在营长陈正湘率领下打垮了敌第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以几百人抗击有飞机、大炮支援的一个师的敌人。三岬嶂制高点硝烟滚滚,杀声不绝,二营表现出坚如磐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最后,与一团主力一起,协同突击部队,把九十四师全线击溃。就总体而言是个消耗战,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被动仗,但作为局部,三岬嶂战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聂荣臻秉笔撰文,赞扬一团特别是一团二营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取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作为社论,发表在1934年3月4日的《红星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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